日俄战争对海军发展的历史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Naval Warfare
原作者：Rotem Kowner[1]
翻译：弗林
非专业人士，纯属业余爱好，仅供学习交流。资料源自网络公开资源。个人能力有限可能与原意存在偏差，翻译不代表译者完全认同本文观点，若有错漏还请指正。原文中的括号按()，译者的括号注释按【】。
序言
从海军的视角来看，日俄战争是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战争，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主要是在海战的发展史上。它所导致的最大的改变显然是对俄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本身。前者作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在战后已经被大幅削弱；而后者则迅速扩张进入了世界各大主要海军势力的名列。另外，主要是英国皇家海军，当时的海军力量的领头羊，对这场战争中的海战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在这场战争中汲取的经验，对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的海军技术发展和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国和德国之间——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在日俄战争中，海军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战争爆发前几年，日本跟俄国都认为，取得战区的制海权是它们之间在将来任何冲突中获得胜利的关键。在战争爆发后，这两个国家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附近的海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双方都知道这一区域的制海权将决定战争的胜负。这点是绝对正确的。而其他海军强国出于自身的原因，对这些海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日本跟俄国海军都有很多现代化战舰，这些前所未见的战斗想必会给海军战术和战舰设计建造以及之后的武器技术发展反映很多极富有价值的信息。基于这一点，其他海军强国派遣了许多观察员，迫不及待地想吸取这场战争所反映的经验。
自从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及1894年的黄海海战【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整个世界都没有再展现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海军战役，而在这期间战舰的设计建造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使得那些激动的观察员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对任何海战都有太多要汇报的内容。这场戏剧随着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完成了史诗般的航行最终在对马海战的覆灭而达到了最高潮。在对马海战之前的几个月，波罗的海舰队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舰队的目标和位置显而易见，同时也是因为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各个媒体随时报导这个舰队的进展，并猜测其下一步的行动。波罗的海舰队的命运如同古希腊式悲剧，它不可避免地缓慢地驶向了跟整个日本舰队的交战。这场海战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重要经验信息。这场战争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大海战的序章，而这场战争爆发时的战略情景甚至预示了后来激烈的太平洋战争（1941至1945年）中美国跟日本较量的情况。在技术方面，日俄战争期间的海战标志着一轮海军发展时代的结束，当然它也预示了后来的四十年间各海军强国将采用的武器系统和战术以及将要遇到的困境。
日俄战争与战列舰的命运
日俄战争对海战最迅速的影响是在后续的数十年间战列舰的发展及其最终的命运。十九世纪期间海军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导致各国海军对那些具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舰炮的战列舰的地位产生了疑问[2]。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世界上几个最强的海军国家对于战列舰在未来海战中的角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一群人，特别是法国的由海军中将Théophile Aube领导的所谓“青年学派”(La jeune école)，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战列舰已经成为了一种过时且昂贵的战舰，已经失去了优势地位。这个学派声称，在将来只有相对小型、快速的军舰，顶多就到巡洋舰，也许只需要小型的鱼雷艇，才能应对新兴的诸如鱼雷、速射炮、水雷等威胁。考虑到无法直接赶上英国皇家海军越发夸张的扩张速度，其他海军强国开始重视这一学派的观点，并开始建造前所未有数量的小型鱼雷艇和驱逐舰（专用于应对鱼雷艇）。[3]
跟青年学派相对立的是大型战列舰的支持者，他们争辩称战列舰还没有失去主力地位。这其中的代表是阿尔弗雷德·泰勒·马汉，一流的美国海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他于1890年至1892年发表的两部主要著作中，马汉指出，海权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利益的关键，谁统治了海洋和海上运输线，谁就能赢得战争[4]。马汉的理论其实没有多少创新，不过它在恰当的时期引起了共鸣，强化了当时流行的观点。马汉的著作赢得了所有海军强国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支持者的高度赞誉，很快被翻译成德语——紧随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个人主张——之后是俄语和日语。它标志着一个现今所谓的海战发展史上的近现代时期（1890至1905年）的开始。这段时期很短暂但产生了很多巨大变化，它在日俄战争后突然结束。这段时期见证了无烟火药、穿甲弹和速射炮的发明；对鱼雷发动机的重大改进极大提升了鱼雷武器的效能；以及火控上的一些改进使得大口径舰炮的有效射程变为两倍。
然而，这一时期在海军发展上最大的变化，是在战列舰本身。1889年，马汉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前一年，英国君权级战列舰的首舰开始铺设龙骨。海军专家们认为这一级战舰是之后17年间的新型战列舰，即所谓的前无畏舰的蓝本。跟更早期的战列舰相比，君权级具有很高的干舷，使其能在更加恶劣的天气下作战，同时也能确保在高航速行驶时不受海浪影响。不仅如此，它采用了钢制装甲以及镍钢板，在强化了防御性能的同时节省了重量。结果君权级成为了当时最强的战舰，成为了直到日俄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大部分战列舰设计的模板。这种新型战列舰同时也标志着欧洲新一轮海军竞赛的开始，主要是英国跟法国和俄国海军之间，而德意志帝国海军在后面追赶。考虑到法国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令人瞩目的扩张，英国宣布了“两强标准”（于1889年的海军防务法案），实行了更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计划，意图能够单独对抗世界第二和第三海军的联合实力。为了确保这一点，英国投入了极大的预算去迅速建造更多的战列舰，到1905年末英国海军已经拥有了无可匹敌的47艘前无畏式战列舰的实力。这些战列舰在设计上都相仿，主炮分别位于前后双联装炮塔。[5]
在日俄战争前夜，全世界9个国家的海军总共有超过一百艘前无畏式战列舰。[6]建造这些战舰需要耗费极大的资源，这对这些国家的防务预算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导致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的战列舰）也遭到巨大的质疑，这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自从前无畏舰时代开始以来就没有一场较大规模的海战，而随着鱼雷性能的稳定进步，海军专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战列舰在将来的海战中能不能够应对新的威胁。有相当一部分人借此认为，战列舰在将来会像恐龙那样灭绝，被更小型、便宜而更加高效的战舰所取代。
无畏舰的诞生
随着对马海战的结束，所有对战列舰的用途特别是其主炮价值的质疑全部消失了。在各海军强国眼中，这场海战的结局确定了马汉所述的战列舰的决定性意义。与此同时，这场海战也毫无疑问表明有必要对战列舰的设计进一步改进，使得战列舰更坚固、更强大。首当其冲的是，日俄战争中海战的经验确认了战列舰的武器配置。直到1905年，各大海军的战列舰都装有主炮和副炮。主炮主要是用来应对敌方战列舰的，通常是装在前后两座炮塔，口径一般为305毫米（12英寸）[7]。副炮可以作为主炮的补充来应对敌方主力舰，同时也可以应对小型舰艇，主要是鱼雷艇和驱逐舰，这些副炮的口径从76毫米到152毫米（3到6英寸）[8]。
对对马海战的分析表明了战列舰交战中主炮的决定性作用，不过这一地位没有到绝对的程度。在对马海战，甚至在其9个月前的黄海海战中，双方开始炮战的距离是前所未见的[9]。只有大口径火炮能在这种远程炮战中发挥作用的事实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首先，战舰装甲的发展，包括厚度和材质，使得只有那些大口径舰炮才能对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造成损伤或者击沉之；其次，只有那些具有特别厚重装甲防护的战舰才能够承受这些大口径舰炮的命中。那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出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艘防护完善、装备了8门甚至12门大口径舰炮的战列舰，其战斗力能相当于两艘甚至三艘像日本旗舰三笠号这样的现有的前无畏舰。
对火控问题需要给出一个高效且有力的解决方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各国海军采用了很多种不同的火炮系统。这一多样性对火控构成了阻碍，将本应统一规格的火炮系统给复杂化了。[10]另一个原因是技术上的可行性。给战列舰搭载大量的大口径舰炮并删去副炮的设计思想甚至在对马海战之前就成型了。早在1903年，英国皇家海军就成功进行了几次远程炮击的实验并对火控进行了改进。这些成功的实验促使如爱德华·哈丁这些专家宣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对火控和重炮射击速率的进一步改善很可能会使得将来的战列舰炮战距离超出小口径炮的射程，甚至有可能超出鱼雷的有效射程[11]。
对新型战列舰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英国皇家海军的预算已经是其15年前的两倍，这使得大英帝国的财政负担已经抵达极限[12]。当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于1904年10月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时，他表示会设法削减海军预算。实际上，他既不打算削弱舰队的实力也不打算过度紧缩经费，只不过他想退役掉超过150艘老旧舰艇。与此同时，他注意到需要对这些退役舰艇准备高质量的新舰作为替代，同时也需要强化舰队的火力以应对逐渐崛起的德国的挑战。实际上在几年前费舍尔就主张削减战舰的数量但不削弱舰队的火力，不过从远东的英国海军观察员发来的报告让他已经没有迟疑的余地了[13]。
1905年3月，距离对马海战还有两个月，英国海军部通过了建造一艘革命性的统一大口径火炮战列舰的计划。这艘战舰将搭载10门305毫米（12英寸）炮，可以在统一中央火控下同时瞄准一个目标。这一决定并没有用上对马海战的经验，因为早在1904年8月黄海海战结束时，英国海军高级观察员，威廉·帕克纳姆上校(Captain William Pakenham)，就对远程炮战表现出高度的肯定。帕克纳姆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都在日本战列舰朝日号上，他声称在20,000米（约22,000码）距离上开火是可行的，并且认为10,000米的炮战距离已经是近战范围了。在后来几个月间，其他英国海军观察员也支持这一观点，并引用了日本官员的意见，即在将来的海战中更远的炮战距离上，大口径火炮会比中口径火炮要明显更加有效。帕克纳姆本人这样写道：
“火炮口径每增大一英寸，其威力就会明显增强，当12英寸炮射击时，10英寸炮弹似乎可以被忽视掉，而尽管8英寸和6英寸炮射速更快，它们给人的感觉就跟豌豆射手一样，而12磅炮基本可以不用理会。”[14]
英国海军观察员的报告很快就传给了海军部，在这之后的几年间这些结论被英国海军用于研讨如何使用新技术成果[15]。1905年费舍尔指导了一次全新的炮术练习，炮战距离为4,500米到6,300米（5,000到7,000码）而不是当时通常的2,000码。战列舰的主炮数量并不是其火力的唯一因素，在接下来几年间英国皇家海军尝试增加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并改良火控系统。在短短几年间，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从305毫米（12英寸）增加到343毫米（13.5英寸），而到1912年英国开始建造第一级装备了381毫米（15英寸）炮的战列舰。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停滞不前，在它们的新型主力舰上采用了356毫米（14英寸）炮。30年后这一造舰竞赛达到了顶峰，日本的大和号及其姊妹舰武藏号搭载了460毫米（18.1英寸）炮。
从对马海战中总结出的经验进一步支持了大口径舰炮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副炮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必要给战列舰装备副炮呢？1905年有些人认为副炮是没有用的，他们支持建造统一大口径舰炮而没有副炮的主力舰。这种战列舰的设计思想在战前就出现了[16]，甚至费舍尔在之前也想过，但是现在才是时机成熟。[17]在那之后，英国的造船厂奉行这一设计理念，在随后的主力舰设计上彻底移除了副炮。然而，对马海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移除副炮的正确性，这一点仍然存有疑虑。比如说，马汉就是声称对马海战的结论恰恰相反的一个代表。他辩论道，除了一些决定性的命中是由主炮取得的之外，这场海战的胜利应当归因于中口径舰炮的巨大投射量，尽管这些舰炮并不能直接击沉主力舰，它们确实对敌方的船员和设备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英国内部那些统一大口径主炮设计的反对者同样认为对马海战所反映的结论是跟无畏舰理念相互矛盾的。比如说，海军上将埃德蒙德·弗雷曼特(Edmund Fremantle)就认为黄海海战那种远程炮战距离纯属例外，并且他强烈地指责称避免近战这种思想违背了英国的海军传统[18]。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最终有所成效，逐渐分解着完全没有副炮的战列舰设计理念。从1910年开始，英国海军的新型战列舰又重新搭载了副炮[19]。
在对马海战后，战舰装甲的厚度和材质成为了需要改进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在传统的甲弹对抗中，看样子在日俄战争期间装甲是占上风的。举个例子，在对马海战之后，日本方面记录了俄方大约40发305毫米炮弹的命中，这跟日方取得的命中数差不多[20]。确实，没有一艘日本战列舰在这场海战中被击沉。尽管俄国炮弹装药更少，有一些根本没有起爆，日本在这场海战中没有战列舰损失的主要原因仍然是英国造船厂的优质工艺，特别是其装甲。这些日本战舰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冶金技术建造，具有良好的分舱，并且具有最坚固的防御设计，所以它们对俄国炮弹的抗击能力很高。尽管如此，日本这边的舰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法击穿俄国战列舰的装甲，尽管日方的炮弹确实对俄国战舰造成了严重损伤并使其失去作战能力，从而能够近距离使用鱼雷将它们击沉[21]。这些案例显然表明，对舯部的装甲板以及甲板和炮塔周围增厚装甲，可以确保应对任何炮弹的优秀防御性能，最终能确保战列舰在海战中的生存性。
在战争期间，航速在战列舰交战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重视。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能够执行那载入史册的机动，从而使得他的舰队能够跟俄国主力舰队平行行驶，这得益于他的战舰具有航速优势。作为对比，在黄海海战中相对缺乏这一航速优势，使得东乡不能跟敌方缩短距离，要不是一发炮弹侥幸命中了俄国旗舰皇太子号(Tsesarevich)，日本就达不到这次战役的目标了。英国海军观察员在报告中强调了航速因素，将其视为仅次于火力的重要因素。他们辩称，更快的航速不仅能够迅速使敌方进入我方的火炮有效射程，也能使我方迅速撤离危险区域。高航速也能使战列舰规避鱼雷攻击和避免遭遇敌方潜艇。费舍尔本人曾经表示航速“就是装甲”，不过问题在于要为之付出多少代价[22]。就算小幅增加战列舰的航速，也意味着需要更大的主机，更大的燃料舱室，也就需要更重的装甲来确保防御。这又增加了战舰的重量从而降低了航速。所以，厚重装甲防御跟高航速之间的平衡在预算十分有限的时期是不可能二者兼得的。只有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即蒸汽轮机，才能打破这一死循环，但是这种新技术还从来没有应用在主力舰这种规模的战舰上。日俄战争后的新型英国战列舰通过采用蒸汽轮机动力相比其他国家吨位相近的战舰明显提高了航速[23]。
整体来看，日俄战争中的海战所得到的结论支持英国方面在将来的战列舰上采用统一大口径舰炮、增厚装甲以及提高航速。1905年10月，对马海战之后4个月，英国皇家海军开始建造一种新型战列舰，对武器、装甲和航速都有所改进。这一工程在一年时间就努力完成了，这艘新型战舰，无畏号，给世界各海军强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它跟当前任何一艘战列舰相比，在三个基本方面都具有优势。它具有前所未见的10门305毫米主炮配置；它具有厚达280毫米（11英寸）的侧舷装甲带覆盖到水线下方；它的最大航速达到39kmh（21节），差不多比其他主力舰中最快的还要高出4kmh（2节）[24]。一直到无畏号的时代，这15年期间战列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没有一艘战列舰能像无畏号这样同时在三个基本性能上取得巨大改进。所以，至少在战列舰的近代史上短暂的演化中，无畏号并不算是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它更多是在概念上的突破，因为这些技术都是现有的，只是海军部需要费舍尔去将这些理念来大力推动实现。
在决定建造无畏号之后，对马海战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无畏舰概念的正确性，但并非建造无畏舰的决定性因素。矛盾的是，随着下一年无畏号的下水，参加了日俄战争的所有战列舰在一瞬间变得过时了，当然，这对其他7个海军强国的100多艘战列舰也是一样的。曾经在整个19世纪引领了海军技术发展的英国皇家海军，此时赢得了新的起步，迫使其他海军强国要重新考虑其海军建设计划。从这一点来看，英国在日俄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至少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力舰建造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无畏号很快就成为了所有装备了大量重炮的新型战列舰的代称，而英国海军对最近的前无畏舰所投入的大量经费最终就浪费掉了。
战列舰的发展并没有随着无畏舰的诞生而停止。到1911年英国皇家海军建成了5级共10艘新型战列舰，每一级都比前一级更大，而在无畏号建成不到5年时间，英国海军又发展出新一代的战列舰，即所谓的超无畏舰。每一级新型主力舰都在武器、装甲跟航速上有小幅提升，这些新舰的进化速度令海军专家们感到惊讶。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加速了战列舰的演化，而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海军裁军条约失效之后，这一演化进展显得更加迅速了。
跟无畏号同一时期，日俄战争的结束也伴随着战列巡洋舰的诞生。这种结合了战列舰跟巡洋舰的设计理念是在战前对战列舰价值的讨论的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跟无畏号不同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完全匹配英国在日俄战争后所面临的新的海军形势，它没有那么成功，存在的时期更加短暂。战列巡洋舰完全是费舍尔的异想天开。尽管在他作为第一海务大臣的任期内是战列舰的黄金时代，他本人其实是高速战舰的狂热支持者，他构想了一种新型主力舰，具有跟无畏号相近的火力，但是具有远远更高的航速，通过装备更大功率的动力系统和削减装甲来实现。[25]他的观点是基于战前的场景，强调对帝国海上交通线的保护，以及跟那些相比战巡要弱的俄国和法国的巡洋舰交战。[26]费舍尔的新型战舰被构想为足够快以规避鱼雷攻击，并能够使用其重炮来应对任何规模的敌方战舰。他这些观点在日俄战争期间没有多少改变。他相信更远的炮战距离加上改进后的穿甲弹会使得战列舰跟战列巡洋舰之间的火炮差别变得无关紧要。不仅如此，费舍尔预计由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舰队会比由战列舰和一般的巡洋舰组成的舰队更加经济且高效[27]。在这种理念下，他于1905年下令建造了英国最早的三艘无敌级战列巡洋舰，这些战舰在三年后建成[28]。
尽管如此，日俄战争对战列巡洋舰的概念其实是有所贬损的。其实就是英国的主要假想敌的形势变化影响了这种战舰的命运。随着俄国被削弱不再具有多大威胁，而法国也成为了盟友，突然间德国在海军上的重视及其大规模扩张计划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而应对近邻的德国海军的威胁，那些较为慢速的战列舰比快速远航程的战列巡洋舰也许更加合适。费舍尔的美梦并没有延续多久。英国皇家海军一开始的计划是只建造了1艘无畏号战列舰和3艘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海军战列舰的数量是战列巡洋舰的3倍以上。不仅如此，基于日俄战争总结的经验以及对无畏号的大力支持，无敌级战列巡洋舰最终更多被倾向于作为战列舰而非巡洋舰使用。在无畏号的建造期间，费舍尔大力抗议皇家海军普遍认为无畏式战列舰要比战列巡洋舰更合适的观点，但是没有成功。至少在这一方面，他的反对者被证明是正确的[29]。
日俄战争对主力舰队的影响
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间，英国皇家海军处在前所未有的顶峰。随着俄国两大舰队的覆灭，以及无畏号和无敌级新型主力舰的诞生，英国海军同时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前20年未曾有过的优势。然而，英国紧密关注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附近的海战并不只是出于技术原因[30]。跟世界第二海军强国法国的和解，以及俄国海军显著的削弱，促使英国重新思考自从1889年以来设立的耗费巨大的海军两强标准。到1905年晚期，实际上英国在欧洲达到了海军三强标准！[31]
由于1902年英国跟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而之后日俄战争移除了俄国海军的威胁，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加快对其大部分老旧巡洋舰和炮艇的替代，并集中精力应对德国在大西洋的威胁[32]。英国海军选择集中建设高度标准化的舰队而不是多舰种的舰队的决策在其本土遭到了激烈的批判[33]。这些批判者也指出，日俄战争的经验表明老旧舰艇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它们特别指出，基于在日俄战争前半时期日本不能阻止俄国巡洋舰对其运输线的袭扰的实例，数量较少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不管单舰性能多么厉害，是不足以保护庞大的大英帝国广泛分布的海上运输线并找到敌舰的。它们进一步表示，保留那些老旧的巡洋舰总比完全没有巡洋舰更好。在这些批判者眼中另一种在日俄战争被证明有价值的战舰，是那些用于在海外站点驻扎的慢速的炮艇。在日俄战争爆发时俄国防护巡洋舰瓦良格号和炮舰Koreets被击沉的事件表现了这些舰艇会遭遇的风险，这促使英国海军减少了炮艇的部署。而在另一方面，1905年12月上海发生动乱期间两艘英国炮艇提供的援助则表明，尽管这些舰艇在战时也许会遭遇很大风险，但是在和平时期和在殖民地港口的“治安”方面，仍然有这类过时舰艇的一席之地[34]。
其他海军强国紧跟着费舍尔带领的海军革命。随着无畏号的建成，它们被迫重新思考海军建设计划，甚至不得不停止目前那些已经过时的战列舰和大型巡洋舰的建造工程。由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掌管的德意志帝国海军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德国于1898年（第一次舰队法案，the first Flottengesetz）开始了海军扩张计划，而在1904至1914年这十年间德国海军从世界第六迅速上升到仅次于英国海军的世界第二的位置。在德国皇帝的热烈支持下，德国海军在两年的间隔之后对无畏舰的挑战做出了回应。最初，无畏号的诞生对德国海军是一击重锤，德国不得不将新型的拿骚级战列舰的建造推迟了1年，并且要对基尔运河进行扩建以使其能够通过更大的战舰[35]。然而，德国的工业产能足以应对这一挑战，其逐渐加速的海军建设速度在1908至1909年引起了英国的高度紧张（即所谓的“海军危机”），不过英国海军部对此没有那么忧虑。作为回应，英国增加了自身的海军预算并加快了海军建设的速度，同时表现出赢下这场海军军备竞赛的决心[36]。
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将德意志帝国海军视为其主要威胁。1906年10月费舍尔意识到德国是当前唯一可能的敌人，为了抹除德国的威胁，英国应当保有相当于德国海军两倍的舰队规模[37]。费舍尔尽其所能地通过控制海军预算来确保对德国海军的优势。对此他夸大了德国海军的实力，并强调应当只考虑双方在无畏舰上的差距，而排除英国在前无畏舰上的超大剩余。根据相关记述，直到1912年英国才正式声明放弃了海军两强标准，此时费舍尔已经离职两年了，而之后英国将海军的标准修改为确保对德国在无畏舰数量上具有60%的优势[38]。
在这两个国家引起的海军竞赛中，英国首先建造了无畏舰占有一丝先机，不过英国最终失去了其战前保有的大量前无畏舰的优势[39]。这一角逐变成了英国跟德国两方远远甩开其他国家的相互内卷，因为建造战列舰需要最顶级的技术能力，只有那些特别富裕的国家才能够支持建造战列舰的预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拥有15艘无畏式战列舰，只比英国少7艘[40]。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前两年德国海军的舰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不过英国海军，德国不得不加快了潜艇的建造速度，以作为被封锁的平衡和扰乱协约国的海上运输线。
在1904年后，法国海军的排名迅速下滑，特别是在这一真空期(?)。随着英国跟法国之间的和好，法国放弃了跟英国的海军竞赛，并开始将其防务预算更多投入到陆军建设，以应对德国的威胁[41]。由于预算的削减和优先度的下降（从1902年逐渐开始），法国海军没有对无畏舰引起的海军竞赛迅速做出应对[42]。尽管法国在海军实力上有所不足，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法国海军彻底抛弃了依赖小型舰艇备战的理念，并从1909年开始决定建设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军[43]。这一转变实在是太晚且不够果断了。在战争不到两年的时期内，法国海军不仅失去了其作为世界第二海军的地位，同时其舰艇也被认为越来越过时了[44]。这一时期新上来的世界第二是美国海军。随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海军扩张计划的实现，美国海军对英国海军的霸权构成了挑战，但并没有形成实质威胁。罗斯福想要一个更强的美国海军，能够震慑和应对任何威胁，在日俄战争后他认为日本海军是将来最有可能的敌人。在试图缓解跟日本的外交压力的同时，他采取了各种行动来增加建设美国海军的预算。尽管马汉表示反对，美国海军迅速进入了无畏舰时代，不过没有得到国会的全体支持。当罗斯福于1909年离职时，美国海军既没有跟总统办公室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也没有使罗斯福重视海军的政策得到广泛认同，结果美国海军渐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恢复回来[45]。
日俄战争最大的影响显然是对俄国海军的实力，战前俄国海军世界第三，战后一下子掉到世界第六的边上去了。日本帝国海军就没有受到那么大影响，保持了战前世界第五的位置[46]。然而从绝对数量来说，日本海军通过俘获几艘俄国战列舰以及新造的主力舰增加了规模，而俄国海军是唯一一个被显著削弱的。不仅如此，俄国海军不仅失去了一大部分有能力的官员骨干，同时还失去了圣彼得堡的决策者仅存的信任。作为对比，日本海军获得了很多战斗经验并大幅提高了自信，这影响了其在海外扩张的决心以及之后日本内部陆海军之间的相互争斗[47]。
对俄国海军来说，日俄战争就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俄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主力舰，也极大地损伤了战斗精神和自信心[48]。所以，在战后俄国海军经历了持续的下滑，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最低谷。在这段时间内那些被日本俘获后面释放回来的俄国海军官员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到了一系列审讯，到1907年杜马仍然拒绝给海军提供建造预算。直到日俄战争结束5年之后，俄国海军才重新开始建造战列舰，又过了两年俄国海军用于建造战列舰的预算才有了较大的提升。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仅仅是象征性的，在一战前的几年期间波罗的海舰队才开始重组，尽管其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实力。黑海舰队是唯一一个保留完整的，在一战期间它承担了跟土耳其和德国方面交战的不光彩的任务。俄国海军实力下滑的另一个因素是其人员的反叛行动。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海军变成了理想的温床，发生了不少暴乱，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战列舰波将金号(Kniaz Potemkin Tavritcheskii)上的叛乱。这些叛乱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还没有停止，最终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德的海军基地爆发了大规模叛乱。对叛乱的镇压以及对数以千计的海军人员的处决对整个俄国海军造成了严重损害，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这导致了长期以来的信任破裂以及缺乏经费。在1921年后，苏维埃海军进入了长期的瘫痪和下滑，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才上升成为一个庞大的海军力量[49]。
对日本海军而言，日俄战争所得到的经验在四个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一直持续到其于1945年解散之前。这些包括：战争将被一次由装备重炮的主力舰的决战确定胜负；相比舰艇数量而言更重视单舰质量和武器；强调夜间鱼雷攻击；形成了应对具有数量优势的敌人采用渐进削弱作战的概念[50]。一场大规模决战定胜负的观念显然是日俄战争留下的主要遗产。在这之后，日本的所有海军备战方略，特别是应对美国海军，都包含了一场在日本邻近海域的决战。根据这一观念，一场像对马海战那样的大规模战斗不仅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还能决定整场战争的胜负。甚至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袭击前夜，在日本海军的战略规划及其建设计划当中，大规模海上决战仍然占据核心地位。珍珠港袭击并不是对这个理念的否定，而是一场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豪赌。考虑到美国的恢复补充以及对其海军力量的重组，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预想了一场将确定最终胜利的海上决战[51]。
日俄战争对海军武器技术发展的影响
对日俄战争案例的调查和总结经验引起了每一种海军武器的技术进步，包括舰炮、鱼雷和水雷等。这一对海军武器发展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个出现了重大技术突破的领域是海军炮术。尽管在对马海战当中主炮发挥的射程相对较短，交战双方取得的命中率仍然很低——低于10%，甚至可能远远更低[52]。不仅如此，对战列舰提出的保持在中口径或者小口径火炮的有效射程外的要求会促使更频繁的远程炮战，这会进一步降低命中率。对马海战所表明的海军炮术巨大缺陷促使各国海军迅速对其进行改进。在下一个十年期间，所有海军强国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改进火控上。本就在这方面领先的英国皇家海军在世纪之交之前就不断重视海军炮术，而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间又专门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火控上的改进使得重炮仍然是最主要的海军武器，之后火炮的有效射程迅速提升，炮弹重量也不断增加[53]。
作为一种潜力无穷的海军武器，鱼雷或许是日俄战争中体现的最令人大失所望的武器了，因为它在战争中表现的命中率太低了[54]。尽管如此，对敌方使用鱼雷攻击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战双方的战斗模式。它们害怕相互接近，非常担心进行夜战，在夜晚小型鱼雷艇会占上风。其他海军强国也没有低估鱼雷的作用，尽管鱼雷在战争中所体现的价值非常有限，它其实没有反映战前鱼雷技术的发展趋势。作为鱼雷的大力提倡者，费舍尔将其视为未来的重要武器。1904年5月，费舍尔收到了一份报告，提到了技术上的进步使得鱼雷的射程增加到了大约2,700米（约3,000码）。在这一如此巨大的进展下，很显然在短时间内，一艘战舰发射鱼雷的射程有可能超过敌舰火炮的有效射程。费舍尔的预感是正确的，可能在他想到之后不久就得到体现了。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鱼雷的射程从1905年的大约4,00米（约4,400码）增加到10,000米（约11,000码），而实现这一射程的航速是之前的两倍以上[55]。十年后鱼雷已经成为可靠实用的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鱼雷被证明是相当精准的，特别是由潜艇在近距离发射的时候[56]。
另一种在日俄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海军武器是水雷。早在十七世纪水雷就被用于攻击战舰但并不成功，直到1904年春天才标志着大规模使用水雷这种便宜又简单的武器的开始，当时水雷比鱼雷要好用得多。日俄双方都大规模使用了水雷，并且双方都缺乏良好的对策。在这种条件下水雷展现了极大的破坏力。阿瑟港外沿岸区域的雷区总共击沉了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对双方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人员损失[57]。日本在战争中损失的主力舰全是水雷击沉的。显然，水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在战争中一天内就因为水雷损失了两艘战列舰初瀬号和八島号，相当于日本战列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一个例证。对俄国而言，水雷甚至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水雷击沉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导致俄国损失了那位富有领导力的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斯特潘·马卡洛夫。他的阵亡导致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规划行动被中止了，从而使得位于阿瑟港的俄国舰队停留在港内慢性死亡。
基于日俄战争的案例，各海军强国都意识到了鱼雷的威胁，尝试在1907年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中对其进行禁止。与其破坏力相比，水雷不过是一种新型武器罢了，正如十年后巴塞尔·亨利·里德尔·哈特对毒气战的观点那样，这个世界容忍滥用而拒绝接受新意[58]。最终水雷能够有效伏击的能力使其被继续使用，比起去禁止它，各大海军强国选择去研发扫雷舰来发现并清除水雷[59]。意料之内，俄国海军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需求的，1910年俄国建造了专用的扫雷舰。一开始英国皇家海军并没有把水雷看成一种正当的武器，但由于费舍尔对水雷在日俄战争中的价值具有强烈的印象，最终在1913年在海军部第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支持下水雷被列入备战计划的一部分[6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水雷仍然是击沉战舰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德国海军击沉英国战列舰奥德修斯号所反映的那样[61]。
波罗的海舰队那艰难的远程航行，特别是煤炭在使用上的诸多不便，给后勤领域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实例。比起在海上补给煤炭需要非常多的时间，燃油看样子很有潜力。燃油补给相对更快，并且可以在运动状态进行。最终，由于在战后成功确保了燃油的稳定供应，而非波罗的海舰队所遭受过的折磨，促使燃油在军事领域上的迅速应用。1909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来所有的驱逐舰都采用燃油动力，不到三年之内对新型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级也决定采用燃油动力[62]。各大海军转向采用燃油的决定同时也伴随着船用柴油机的研发，尽管如此实现这种新型能源的可行性更多是地理上而非技术上的[63]。欧洲列强在例如中东和波斯湾这些地方发现了石油，于是开始了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力的尝试，尽管在此之后从未成功控制过这些地区。类似地，日俄战争的结果并没有直接促使各国建造专用的燃料补给辅助类舰船。对英国而言，像俄国海军遭受的补给困难问题不大，因为英国在其帝国的海上运输线控制了大量港口。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庞大且持久的补给需求才促进了海军专用补给舰船的发展[64]。
日俄战争与一场真正的海军革命的诞生
日俄战争在预示了新一代战列舰的发展趋势的同时恰好错过了潜艇和飞机这两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海军武器发展。潜艇和飞机没有参与战争，这并不意味着日俄战争没有促进这些武器的进步。相反，战争期间的战役需求使得各国对这些新技术加大了重视力度，迫切需要推动这些新型武器的发展并投入实用。
潜艇的投入使用恰好跟战争错开了几个月。在1904年晚期双方都有潜艇，但是都不认为潜艇具有实战价值。到战争末期俄国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将14艘微型潜艇运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发挥不了什么用处。所有的海军国家都不认为潜艇能发挥多少作用，尽管潜艇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历史了。自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英国战舰攻击失败的大卫·布什纳尔著名的乌龟号开始，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以来各国进行了很多建造军用潜艇的尝试[65]。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一直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才得以迈出。1892年一艘潜艇第一次装备了发射鱼雷的管道，6年之后鱼雷这种新型武器成功在水下发射了[66]。英国皇家海军于1901年开始建造潜艇，1年之后俄国海军也紧跟着开始建造潜艇[67]。到日俄战争爆发时，所有的海军强国，除了德国以外，都列装了潜艇。尽管如此，到1904年各国都认为潜艇只是一种实验性质的舰艇，并没有将其投入实战[68]。
日本难以击沉那些躲在阿瑟港的安全地区的俄国战舰的困难激发了各国对潜艇的特别兴趣。费舍尔相信潜艇能够闯入港口并击沉那些俄国战舰，他开始将潜艇视为一种可以实用化的进攻性武器。在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费舍尔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心爱的潜艇们....不仅将让英国的海军实例增加到当前的7倍....还能够降低海军军费。”[69]一个月后费舍尔在一封更长的信件中又提到了潜艇，感叹日俄双方的舰队都缺乏潜艇。这时候的费舍尔差不多预言对了，他声称将潜艇用于进攻作战将引发一场海战革命[70]。
1905年1月24日，在阿瑟港陷落3周之后，费舍尔递给阿瑟·巴尔福首相两张“草稿”（分别题为“如何防御性使用潜艇”以及“如何进攻性使用潜艇”），在这里他形成了“小型舰队国防”(flotilla defence)的概念[71]。费舍尔设想抛弃传统的使用战列舰来保护英国本土的理念，转而依赖于由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小型舰队，这些舰艇在英吉利海峡跟地中海也能投入进攻作战。这种对潜艇的看法在海军部遭到了巨大反对，但是费舍尔的预想在不到十年之间就被实锤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对潜艇的成功使用是在英国的对手，德国海军手上实现的。然而费舍尔更多是对改变做出应对，而非直接导致了这些改变。在战争为费舍尔提供了很多战略上的深入思考的同时，技术上的进步使得潜艇能够胜任所赋予的任务。在战争期间法国海军以及随后英国海军研发了柴油机，它取代了汽油机成为了潜艇在水面航行时的动力，到1908年英国皇家海军建成了第一型可以行驶相对较远距离的潜艇。[72]。然而，费舍尔对潜艇的观点遭到了顽固的反对，在费舍尔离职以及1912年到1914年之间，英国几乎没有建造多少实用性的潜艇[73]。最早期的潜艇是用来收集情报和袭击运输船的，但是随着鱼雷的进一步发展，潜艇很快就成为了同样能够攻击战舰的实用武器。1912年一艘希腊潜艇对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进行了鱼雷攻击，体现了潜艇具有攻击战舰的能力。尽管这次攻击没有命中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德国潜艇确实击沉了一定数量的主力舰，从而给英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展示了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潜艇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74]。
飞机完全没有参与1904至1905年间的海军活动，道理很简单，因为第一个动力飞行器的起航是在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月才发生的[75]。日俄战争是在怀特兄弟开拓飞行之后的第一场军事冲突，它展现了将航空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必要性。在陆地上，火炮射程的提升促使需要锁定敌方位置的方法。俄国和日本都通过采用连接地面的航空气球观察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地在海军的场合下，火炮射程跟之前的战争中相比已经超过了两倍，但是双方仍然依赖于舰船上的桅杆上的瞭望所来观测。战争结束两年之后怀特兄弟向英国海军提出了售卖一种飞机的请求。英国海军拒绝了这一请求，不过美国海军对这种新技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兴趣。到1910年晚期，美国人已经引领了飞机在军事上的使用，尤金·伊莱(Eugene Ely)在伯明翰号巡洋舰甲板上的倾斜平台成功起飞；在两个月后的一次练习中他成功在海上降落在一个类似的平台上[76]。日俄战争之后海军航空发展的另一个人方向是将运输船改造为水机母舰。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年间，法国、英国和日本开始将这些飞机用于侦察和海上攻击，1914年9月日本的水上飞机对德国位于中国青岛的基地执行了第一次海上对陆轰炸[77]。在这之后的十年间出现了专门设计的航空母舰，在它漫长的进化中会经历塔兰托、珍珠港和中途岛这些战役，直到最后完全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海军强国的舰队核心。
总结
在日俄战争结束12年后，潜艇成为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实用武器，尽管那些装备了多门重炮的战列舰仍然是海军的主力。30年后毫无疑问战列舰已经过时了。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几乎掐死了英国的命脉，而日本在珍珠港用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几分钟就击沉了美国战列舰，以及陆基飞机击沉了去往新加坡的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伴随的战列巡洋舰反击号【2】。日俄战争期间的海战经验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结果，也没有为将来这些海战提供模板。相反，日俄战争促使各国去建造前所未有的巨型主力舰。然而，像对马海战那样的案例并没有重演。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是短暂的，证明了提尔皮茨战略的最终失败，不过考虑到双方的损失，这场战役远远不是决定性的。由于没有这些戏剧性的大规模决战，在大部分时期，特别是日德兰海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基本上是一种僵持状态，以及更多是在运输线上爆发战斗，而在这方面潜艇、驱逐舰甚至Q船享有前所未见的重要性[78]。
尽管在富有激情和想象力的海军上将费舍尔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似乎从日俄战争得到了最领先时代的结论，这些结论和相应的措施其实已经蕴含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衰落。在短期内，战争表明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战列舰，英国皇家海军能够利用观察员收集到的信息去建造一种无与伦比的战舰。然而，马汉意识到对战争所反映的经验总结得过于草率的风险。在对马海战一年后，他对集中资源建造少量核心战舰的海军建设模式表示反对，并警告称建造越来越大的战舰将会压垮一个国家的经济[79]。
一开始，无畏号的诞生标志着英国皇家海军对德国取得了重要的先发优势；但是无畏舰的诞生也迫使费舍尔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去建造前所未有的巨型主力舰。其他那些对日俄战争的经验没有那么高度重视的国家，或者那些没法直接跟英国竞争的国家，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更加革命性的技术中去，比如潜艇以及随后的航空母舰。在日俄战争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德国不得不开始依赖于潜艇作战，而又过了十年后，美国和日本海军开始建造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它将彻底改变海战的模式。日俄战争先于这一全新的时代降临几年之前发生。尽管如此日俄战争标志着近代的突然结束，意味着现代化战列舰统治海洋的短暂但精彩的时代的开始。
原注释
[1] 原作者感谢Cord Eberspaecher、Felix Brenner和Yigal Sheffy对本文草稿提供的许多富有深度的意见。
[2] 这些进步包括采用蒸汽机、螺旋桨、装甲、装药炮弹和线膛炮。见Hobson，2002: 24-57。
[3] 对于法国学派，见Bueb，1971；Ropp，1987: 155-80；以及Walser，1992: 58-90，180-200。有关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对法国学派的重视，见Lambi，1984: 7-9。
[4] 见Mahan，1890，1892。有关马汉对十九世纪末海军理论的影响，见Gough，1988；以及St John，1971。马汉的思想得到了认同，比如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帝国国会成员和普鲁士皇家军事学会发表的两次演讲。见Lambi，1984: 34。
[5] 对于19世纪80至90年代欧洲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见Kennedy，1983: 165-71。
[6] 在这15年间，其他欧洲国家也大量建造了设计上相类似的战列舰。法国在一线有20艘战列舰，德国是25艘，意大利9艘，奥地利3艘，西班牙1艘。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前具有5级共24艘前无畏舰；俄国和日本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俱乐部里。俄罗斯帝国海军从1892年开始建造前无畏舰，在这期间建成了20艘；日本帝国海军在1893年从英国订购了2艘基于君权级设计的战列舰，3年后又订购了4艘基于尊严级(Majestic)的战列舰。详见George，1998: 78；以及Neudeck和Schröder，1904。
[7] 主炮口径从280毫米到343毫米（11到13.5英寸），尽管对大部分前无畏舰而言305毫米（12英寸）是主炮的标准口径。
[8] 比如说1902年于英国建成的日本旗舰三笠号，装备有4门305毫米（12英寸）炮、14门152毫米（6英寸）炮和20门76.2毫米（3英寸）炮。
[9] 对马海战中双方开始炮战的距离约为6,400米（大约7,000码）。
[10] 举个例子，英国在日俄战争前建造的最后一级战列舰英王爱德华七世级，装备了4门305毫米（12英寸）炮、4门234毫米（9.2英寸）炮和10门152毫米（6英寸）炮。
[11] 有关英国海军在远程炮战方面的实验，详见Marder，1961: 35。
[12] 对于英国政府要求削减海军预算，见Fairbanks，1991:262。
[13] 有关费舍尔的决策，见Grove，1995: 47。
[14] 引用自Marder，1940: 531。
[15] 观察员的报告被Corbett的一本关于日俄战争的海军战役的机密书籍引用。见Corbett和Slade，1914。费舍尔本人也在1908年给爱德华·格雷的一封信件中提到帕克纳姆的汇报；见Marder，1956: 156。
[16] 在1903年简式战舰年鉴的一篇题为“一型英国海军舰队的理想化战列舰”的文章中，意大利皇家海军的首席造舰师，维多利奥·埃玛努尔·库尼贝蒂，构想了一种17,000吨的战列舰，它装备了12门305毫米（12英寸）炮，并废除了所有副炮。1904年有消息称美国海军正在计划一种搭载了8门12英寸炮的战列舰（即南卡罗莱纳级）。有关库尼贝蒂的文章，见George，1998: 91。
[17] 费舍尔本人在几年前就表示，他早在1900年于马耳他跟英国皇家海军的总工程师讨论时就构想过一种统一火炮口径的战舰的设计。有些资料将一种完全依靠主炮的战列舰设计归因到费舍尔在1882年的一次演讲上。比如，见Houge，1964: 15-16。
[18] 海军上将弗雷曼特的言论引用自Towle，1977: 69。
[19] 1910年英国建成的俄里翁级(Orion)装备了16门102毫米（4英寸）炮，5年之后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装备了12门152毫米（6英寸）炮。
[20] 日本战舰受到的这种命中数量是意料之内的，因为俄国舰队有41门不小于254毫米（10英寸）的舰炮，而日本方面只有17门。
[21] 对于俄国战列舰在对马海战中表现的良好的防御性能，见Evans和Peattie，1997: 125。
[22] 费舍尔对航速的看法见Marder，1961: 59。
[23] 有关英国皇家海军对航速重要性的讨论，见Towle，1977: 72-3。
[24] 对于无畏号的详细性能，见Parkes，1990: 447。
[25] 对于费舍尔对战列巡洋舰的支持，见Sumida，1993: 37-61。
[26] 对于费舍尔在1900至1901年间对俄法联盟的威胁以及对马耳他和埃及发动突袭的警示，见Chapman，2004。
[27] 费舍尔对战列巡洋舰概念的关注在现代有一种解释，这套解释认为当他于1904年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时，他并不担忧德国海军。这个说法认为，他的改革方案的大部分元素是在法国跟俄国仍然作为英国首要威胁的时候产生的，甚至在之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他的早期计划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费舍尔坚持将战列巡洋舰视为将来的任何冲突中的主要角色，这其实是跟英国的主要对手相关的。比如可以参考Lambert，1999；2001a: 70-2。
[28] 无敌级的排水量相当于无畏号的96%，装备了8门305毫米（12英寸）炮，具有非常巨大的续航距离和前所未见的50kmh的高航速（27节）。这些性能的代价是比无畏号少一座主炮塔，并且其装甲最厚仅为152毫米（6英寸），相当于无畏号的一半。
[29] 其他海军也没有忽视在战列巡洋舰上的豪赌所需的经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三个海军强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拥有战列巡洋舰。对战列巡洋舰不能应对战列舰的顾虑在十年后的日德兰海战（1916年）中得到了确定，这场海战英国海军损失了3艘战列巡洋舰，而战列舰只损失了1艘，尽管这场海战中大部分战舰都是战列舰。
[30] 有关费舍尔对日俄战争的关注，见Mackay，1973: 307。
[31] 比如在战列舰方面，英国有47艘，而德国有17艘，法国18艘，俄国5艘。（O’Brien提到了46艘战列舰）见O’Brien，1998: 31。
[32] 在费舍尔的决策下，英国海军出售了90艘过时的小型舰船，并将64艘舰船置于储备状态。
[33] 费舍尔所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些英国海军观察员，特别是帕克纳姆上校，强调了老旧舰艇的存在意义并认为有必要保留它们，这就为费舍尔的反对者提供了辩词。然而费舍尔将这些报告视为对他当时的全重炮战列舰概念的支持。见Towle，1977: 74-5。
[34] 有关日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对英国皇家海军规模的争论，见Towle，1977: 75-7。
[35] 对于日俄战争以及无畏舰革命对德国海军的影响，见Herwig，1980: 33-68，1991；Stelzer，1989: 238-55；Weir，1992；以及Woodward，1935: 100-20。
[36] 有关1908至1909年英国感到的海军危机，见O’Brien，1998: 33-44，73-97。
[37] 有关费舍尔对德国海军的态度。见Herwig，1980: 50。
[38] 对于英国海军对其建设标准的变更，见Marder，1961: 182-3；以及O’Brien，1998: 25-46。
[39] 有关日俄战争之后英国跟德国的海军竞赛，见Goldrick，1995。
[40] 在一战前夜，法国有10艘无畏舰（以及21艘前无畏舰），意大利有3艘（和15艘前无畏舰），奥匈帝国是6艘（和6艘前无畏舰），俄国4艘（11艘），日本两艘（8艘），美国10艘（25艘）【1】。见George，1998: 99；Hough，1998: 55。
[41] 虽然1905年法国的防务预算小幅下降，其陆军预算增加了。有关法国在20世纪早期的防务预算，见Stevenson，1996: 4；以及Herrmann，1996: 237。
[42] 有关法国在技术上落后的原因，特别是对于1906年海军竞赛中丹东级的失败，见Halpern，2001: 45-6；以及Walser，1992: 141-8。
[43] 有关法国在对马海战之后转向以战列舰为核心的理念，见Halpern，2001: 46-7。
[44] 有关英国在1909年对法国海军实力的评估，见O’Brien，1998: 31-2。
[45] 对于战后美国海军的情况，见O’Brien，1998: 62-7。
[46] 1900年日本海军世界第六，在日俄战争几年前上升到世界第五。战争期间日本海军退回了世界第六，而之后五年日本海军又回到了世界第五。有关日俄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世界各国海军排名，见Evans和Peattie，1997: 147。
[47] 对于战后海军在日本政策的地位提升，见Masuda，1982；Schencking，2002，2005。
[48] 战争期间俄国海军总共失去了18艘战列舰（11艘一线和7艘二线），5艘装甲巡洋舰，4艘炮艇，以及差不多20艘驱逐舰。详见Mitchell，1974: 269。
[49] 有关一战前俄国海军爆发的叛乱，见Mitchell，1974: 267-82。
[50] Evans，2001: 28-33；Evans和Peattie，1997: 129。
[51] 比如可以参考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在珍珠港事件三个星期之前的陈述。见Ike，1967: 247。
[52] 对于命中率数据，见Evams和Peattie，1997: 125。
[53] 到1904年英国皇家海军已经研发出了第一种瞄准设备。这一设备同时也统一远程控制各个炮塔的火炮，使用分析计算机将本舰与目标对其。对于火控系统的改进，间Padfield，1972: 183-5；Sumida，1993: chs 3-5。
[54] 比如说，日俄战争当中日本海军总共发射了大约370发鱼雷，而只有17发命中目标（大约4%命中率）。见Marder，1961: 329。有关命中率更低的报告（大约2%），见Gray，1975: 175；Lambert，2001a: 74。专家并没有对日本在战争爆发时对阿瑟港的袭击取得部分成功的案例认为有多大价值，因为这一袭击当中鱼雷是在非常近的距离下发射的，其目标则是静止且没有任何防御手段的。
[55] 之前鱼雷在最大射程下的航速为35kmp（19节），后面在射程差不多翻倍的条件下航速增加到83kmh（45节）。
[56] 对于鱼雷的航速和射程的进化，见Marder，1961: 329。
[57] 对于日俄双方损失的详细情况，见Corbett，1914，II: 446。
[58] 见Liddell Hart，1972: 145。
[59]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前扫雷舰的发展，见George，1998: 230。
[60] 有关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战前对水雷的态度，见Marder，1961: 328-9。
[61] 在一战期间双方总共铺设了大约240,000颗水雷，击沉了216艘战舰和上百艘运输船。见Hartmann和Truver，1991: 15。
[62] 随着费舍尔被任命为皇家委员会主席评估对舰队的燃油补给的可行性，英国皇家海军对新型能源的需求在1912年变得显而易见。见Churchill，1923: 137-8。
[63]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也开始将燃油作为其大型舰船的第二燃料使用。然而德国海军仍然依赖于煤炭，因为担心燃油不能得到稳定充足的供应，同时也是因为认为燃煤能够起到抵御鱼雷的作用，特别是对舰船水线以下的部位。详见Epkenhans，2001: 61-2。
[64] 对于二十世纪补给舰船的发展，见Wildenberg，1996。
[65] 对于潜艇的早期发展历史，见Compton-Hall，1983；Middleton，1976: ch. 1；Roland，1978。
[66] 有关英国皇家海军对潜艇的引入，见Lambert，1999: 38-72；Preston，2001: 24-43。
[67] 有关俄罗斯帝国海军的潜艇，见Lambert，1992: 148-9；Spassky，1998。
[68] 有关俄国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潜艇的使用，见Mitchell，1974: 233。
[69] 在1904年3月12日一封给Arnold While的信中。引用自Marder，1952: 305。
[70] 在一封1904年4月20日的信件中。引用自Marder，1952: 308-9。
[71] Add. Mss 49710，重印于Lambert，2001b: 109-12。
[72] 有关日俄战争对法国海军内部提倡潜艇的影响，见Walser，1992: 136。
[73] 见Lambert，1999: 234。
[74] 1914年9月22日，德国潜艇U-9在不到4小时内击沉了3艘英国装甲巡洋舰：HMS Aboukir，Hogue和Cressy。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建造了332艘潜艇。见George，1998: 159。
[75] 通常认为怀特兄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驾驶了可控、具有动力且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人，于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莱纳的小鹰镇上实现飞行。
[76] 有关早期航空母舰的发展，见Humble，1982: 6-11；Layman，1989；Preston，1979: 6-11；以及Robbins，2001: 11-67。
[77] 一年前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希腊海军的其中一架飞机对一艘土耳其战列舰投下了4枚炸弹，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78] 最后一次由战列舰击沉另一艘战列舰的案例是1944年10月25日，美国战列舰密西西比号在距离18,000米上齐射命中了日本战列舰山城号。在这半年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遭到将近380架飞机的炸弹和鱼雷攻击而沉没。
[79] 见Mahan，1906: 142。同样可见Seager，1977: 525-7。
译者注
【1】此处统计有误，推测作者是把无畏舰建成之后其他国家建成的前无畏舰也当作无畏舰统计了。
【2】此处似乎叙述有误，英国Z舰队已经抵达新加坡，而非在去往新加坡的途中主力舰被击沉。
Tip：日俄战争在海军史这块可以说是一个大坑，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所有内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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